圣贤们的爱情境界

“七夕”是牛郎与织女在鹊桥相会的日子，良夜佳期，是东方“情人节”。

若要找古诗词中写七夕两情相爱的名篇，非秦观的《鹊桥仙》莫属：“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词句婉约蕴藉，道尽人间情愫。

然而，自古至今，有情人无数，其格局境界又各有不同。譬如，下面三位圣贤的爱情境界就格外令人回味：

春秋时期，鲁国有位读书人叫柳下惠，因其慈悲，“不惑于美色”，孔子称他为“贤人”，孟子称他为“和圣”。

有一年冬天，柳下惠发现邻家的小姑娘家贫无衣，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心生怜悯，他又没有多余的衣物可以接济，仓促间又找不到安置姑娘的适当地方，就把那位姑娘搂在怀里，帮她御寒，使小姑娘免于冻死。

柳下惠一贯作风正派，此时也没有一丝邪念。人们没有对他这一举动提出怀疑，使他得到“坐怀不乱”（据《荀子·大略》）的盛誉。孔子也在《论语·卫灵公》中说，“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孔子推崇柳下惠“直道事人”的品格，将他树立为“正道立身”的楷模。

不过，柳下惠对贫女的“情”只是“物伤其类”的“同情”。如果说有情爱，那恐怕只能算是父女之爱，或兄妹之爱，与情侣间的情爱完全不搭界。但是，恰恰是他超越了情爱之爱，才显得别致而成为名传千古的“君子”。

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君子”，可能有很多不同标准。如果再简化一点，看他是否有婚外恋，也不失为衡量的标准之一吧。

孔子就是以这个标准衡量别人和要求自己的。孔子19岁时奉母命娶宋国人亓官氏为妻，生一子孔鲤（伯鱼）和一女鲁元。因孔子事业心强，整天“坐而论道”，周游列国，事业与家庭不能两全，终于在51岁时夫妻离异。其中原因虽然复杂，可我还是相信孔子是主动的，其妻是被动的。因为那时，是个妥妥的“男权社会”，女人只能“嫁猪随猪，嫁狗随狗”。从结果看，离婚后，孔子对亓官氏仍是念念不忘，一生未曾再娶。孔子毕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离婚并不是件什么光彩的事，为了体贴爱人，竟然颜面不顾，真可谓心细如发、舍己为人了。从另一方面看，在那个纳妾成风的时代，孔子仍坚持一夫一妻，终身不纳妾，是何等的“君子”！

如果说柳下惠之“情”拘于“同情”，孔子之“情”拘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社会改革家的蔡元培之“情”则堪称“大爱”。

蔡元培1892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他面前虽然展开了一般人艳羡的“锦绣前程”，却没有全身心地去经营富贵，而是立志于探寻改造社会、强国富民的道路，尤其注重创办新型学校，培养改造社会的人材，改革婚姻陋俗。

1900年，原配夫人王昭不幸病逝。这时，蔡元培还只有32岁。许多友人都很关心这位年轻翰林的婚事，热情地来给他作媒。还有些豪门望族以厚置嫁妆主动上门求亲。蔡元培先是拒绝，后来见抵挡不住，就公开提出五项择偶条件：

女子须不缠足者；

女子须识字者；

男（我）决不纳妾；

男死后，女方可再嫁；

夫妇如不合，可离婚。

在当时，姑娘缠一双“三寸金莲”乃极致美的标志，也是男子找对象的基本条件，在封建重压下不缠足的几乎没有，除非是同蔡元培一样的“叛逆”。第二条，恐怕也难满足，因为“女子无才便是德”，是当时普遍认同的价值观，能“识字”的凤毛麟角。第三条，男子“不纳妾”不仅是男子的自我约束，对“妻”也少了许多特权，法律上尊妻不尊妾，妾只是奴婢，可以任意处治；对于妻子来说，不但无大碍，还多了个丫头侍候。而男子纳妾历来被视为风流倜傥、有能力的表现，只要不是穷得叮当响的人，若稍有财产、身份的人都以“纳妾”为荣，还以纳妾多相炫耀。曾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刘湘，有妻妾十多人。他还得意扬扬地宣称，他讨的老婆，“从文盲到中学生、大学生，文化水平越来越高，年纪越来越年轻，面孔越来越漂亮，这是紧跟进步的时代”。在当时，像如此紧跟“进步时代”，又何止刘湘一人？至于女方可以再嫁、可以离婚这两条，更是不合时俗。

蔡元培开出这些条件的用心，可能一是出于对亡妻的思念，不愿立即再娶，而将说媒人拒之门外；更是为了借此宣传自己的社会改革主张，将其“招婚条件”变为一份“婚姻宣言”。因为从表面上看都是个人私事，但这都是改革家改革社会的生动实践，目的是从我做起，以身为表率，以此推动社会风气改良。蔡元培当然知道自己的社会影响力，一纸宣言载于报端，无异于一场新文化地震。

竟没想到，一年后，热情的“月老”还真给蔡元培找上了一个完全满足五项条件的“心上人”。这位姑娘叫黄仲玉，江西人氏。双方经过接触均感到满意，1920年元旦在杭州结婚。这时蔡元培又别出心裁，用以男女平等为主题的演讲会，取代庸俗的闹洞房习俗。来宾当中，有个也主张废妾、提倡男女平等的宋恕，当场提出一个刁钻的问题：“倘若黄夫人学行高于蔡先生，蔡先生即应以师礼待之，何止平等？倘黄夫人学行不及，蔡先生当以弟子待之，又何从平等？”蔡元培笑着说：“就学行言，固有先后；就人格言，总是平等的。”这回答，言简意赅，点出了科学的男女平等思想的实质。

同年冬，蔡元培在上海创办了中国人自办的最早的女子学校之一的爱国女校。他经常谆谆劝勉学生，要为爱国而读书，自强自立，追求男女平等，决不做依人的妾仆。

辛亥革命胜利，蔡元培在出任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长期间，又倡议创立了“以人道主义及科学知识为标准而定改良社会之条件”为宗旨的“社会改良会”，提出改革“不狎妓；不置婢妾；实行男女平等；提倡废止早婚，提倡婚姻自主、承认离婚再嫁之自由、提倡少生儿女”十六种社会恶习的意见。

蔡元培坚持人道主义，立志将天下女子从封建恶俗中拯救出来，且以身作则，改革社会，真可谓真情无言、大爱无疆！（刘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