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医精诚

——我所接触的邹济平医师

“大医精诚，”见于唐代大医家孙思邈所著《备急千金要方》第一卷。意为大医者，不仅要有精湛的医术、还要有崇高的医德，二者缺一不可。历代医家为之奋斗不息。时至当今，仍被医界推崇备至！

邹济平是不是大医，我不敢妄加评论，但“精诚”二字，他配！这是我作为求医问药者，与他接触所留下的深刻印象。

早有朋友荐我到麻城冠瑞医院治疗，说该院被评为“全国诚信民营医院”，检查设备精良、医德医风好、就医环境宽松、药品货真价实。入住者，多能获得满意的疗效。

鸡年腊月的一天上午，雨雪纷飞。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走进了麻城冠瑞医院。外面天寒地冻，而里面却暖意融融。

因与该院鲁功举院长是乡党，我便乘电梯，直接上到了八楼院长办公室。是门诊还是住院？我想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寒喧一阵之后，他建议我还是住进来，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调理一段时间。接着，他又向我郑重推荐了该院副院长邹济平医师。并说邹八八年毕业于湖北中医学院，在市人民医院供职二十多年，先后担任过中医科、肛肠科主任，中西兼修，临床经验丰富，治愈过许多疑难杂症，被广大患者誉为“百姓好医生”、“鄂东名医”。尤其是他的肛肠手术驰名荆楚，外地患者纷纷慕名而来。乡党的话，我自然深信不疑。聊毕，他还特意安排我与邹副院长见了面。

第二天上午八点刚过，邹副院长就来到了我的病床前，态度和霭而亲切。他先用听诊器在我腹部听了约十分钟，接着测血压、反复了三次。然后开始问病史、切脉、看舌头。前后四十多分钟。他切脉是左手切右脉、右手切左脉，交替四轮。这是我就诊中医历史中时间最长的一次。做完这些，他沉思片刻后对我说：从中医辩证看，你的脉象整体微弱，尤其肾脉最弱、几乎感觉不到。说明你的糖尿病肾病应该比较严重了，但具体到了几期，中医难判，要作理化检查。另外，可能还有其他并发症。如果通过西医检查得出准确结论，再以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效果会更好一些。他建议我还是先到协和或者同济去确诊一下，然后再来找他……

由于病重心急，我还是要求他先开几副中药试试。可他却极不情愿地说：你最好还是到省里检查之后再来开，因为你的糖尿病程太长、病情比较复杂，如果诊断不明就用药，那是不慎重不负责的作法。真正的好医生，应当尊重科学、尊重生命！

但在我的坚持下，他还是开了五剂汤药。我服了之后，脚踝水肿有所消减，走路的劲儿也足了许多。

出院后没多久，在我侄子家与邹副院长相见。他问起我的病情，并嘱咐我尽快去武汉检查。

大约又过了十几天，我在广场散步遇见了他。一见面他便问我去检查了没有？我说还没有去。这下他就很不高兴了，严肃地说：肾上的病进展很快，到了五期就得透析啦，你必须这两天去武汉！那表情很是严肃，真是他病如己、医者仁心啊！他这么一急，我也警醒了，决定尽快去武汉。

第三天上午，在家人的陪同下我住进了同济医院内分泌科。前三天几乎都是例行检查，什么抽血、磁共振、心电图、肌电图、彩超、查眼底……检查结论让我震惊：糖尿病肾病三期，距尿毒症只剩最后两期了，医生说不可逆转、只能控制进程；双眼底疑似出血、双足底感觉降低，系神经病变所致：高血压三级，颈动脉股动脉见多发性斑块，一旦脱落不是脑中风就是心肌梗死。结论明确了，还是“打道回府”吧！按照西医治急症，中医治慢病的固有思路，我决定另辟蹊径，找邹副院长开中药，或许能获意外之喜。

邹副院长仔细阅读了同济医院的出院资料以后，稍作沉思，便开始望闻问切。其中望和切最为细致。望舌切脉各六次、约半个小时。他思虑良久，之后肯切地判断我为糖尿病“逆症”。并说逆症比顺症难治。他进一步解释说，糖尿病在中医辩证里，一般都是阴虚阳亢、顺症。而我是阴阳双虚，虚在心脾肾、以肾为最，故而下肢瘀肿。何故？阴虚及阳者，是为逆症。意思是阴阳互根，阴虚太过，也会导致阳虚。拿水肿来说，应为命门之火不能温煦脾阳，乃失运化。脾阳不健，导致肾水泛滥、阴霾密布，进而水道阻滞、全身水肿。故治则应为温阳化气利水。以黄芪、杜仲、白术、茯苓等药组方，使肾阳充足而温暖脾阳。脾健运，则河道畅通、水得运化。阳气温化，则阴霾散而水肿消。而西医消肿多用利尿药，虽然直接、便利、起效快。但利尿的同时，也让有益的钾钠元素丢失了，时间一长，人会感觉疲软无力，且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停药即反弹，相当于釜底抽薪，水液不得蒸腾气化。这就是中西二医的不同之处！他的解释生动形象、深入浅出，让我茅塞顿开、心悦诚服。

他依此见组方，我服了五剂，肿基本消了、尿蛋白也减少了，血压血糖也下降了许多，且趋于基本稳定。因为这次中药疗效的明显，让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于是，我决定在不弃西医的前提下，坚持中医治疗，并期待着这种方法能够创造奇迹。

待我再度复诊之时，我和他的关系便变得更加融洽了，相互间几乎可以放开顾虑地聊天。

他一九八八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市人民医院中医科当医生，开始的时候，以为有扎实的理论功底，临床一段时间，就可以胜任了。而恰恰是临床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对中医开始产生了深深的敬畏。原来，中医药理论如何应用于实践、如何把握共性与个性之间的差异、如何尚古而求新、如何修行医德……一切竟然如此深奥！大学文凭，还只是一张入场券，上佳表演，必须靠台上勤学苦练。

于是，他虚心地向名老中医占茂怡、王光润学习请教。他们的医德医技，让人肃然起敬。他们对待病人总是轻声细语、诲人不倦；他们望闻问切，总是细致入微、不厌其烦；他们开处方总是聚精会神，反复斟酌、修改。他们研读医学典藉总是追根溯源、孜孜以求，许多名篇甚至倒背如流。从他们身上，他看到了一域名医的治学精神与职业操守！让他受益终生。

在之后的岁月里，他以他们为楷模，不断修炼自己的医德医技。有时看一个病人的舌头，他经常会反复十次二十次。开一个处方，也是反复思考才下笔。处方开出后，还要及时跟踪服药反应，并及时作出调整。实践让他体会到，中医之要在于变通，处方具有不可复制性，即便历代医家的精典处方也只能作参考，而不得照搬照抄。时代在前进，好中医应崇古而不泥古，扬弃才有创新发展。他那时候是单身，天天泡在医院里，研析病例处方经常至深夜。后来娶妻生子了，家务事多了，但这个习惯仍没改变，也得到了家人的理解与支持。

他接着深有感触地说：中医西医不能相互排斥，只有互学互补、方能相得益彰。西医的理化检查和处置直接明了，有肿瘤就切掉，有炎症就用抗生素，针对的是真实具体，比较适用于急症；而中医辩证，是把人看成整体，注重脏府的相互联系，追求阴阳平衡，以此增强人体免疫力。一般来说，许多慢性病，走西医诊断、中医治疗的路径是比较合理的，往往能够事半功倍。为此，他几乎花了同等的精力研习西医，探究中医与西医在诊断、治疗方面的联系。治疗中坚持中西结合、因病制宜。即宜西则西、宜中则中。比如，有的病人症状急重，先以西药“刹住车”，平稳后，再用中药加以调理，以求标本兼治之效。还需要强调一点，在诊断方面西医比中医更有优势。西医诊断是现代科技的具体应用，结论更加客观科学，为中医治疗提供了确凿的依据。但有时候，西医穷尽一切理化手段仍不能准确结论时，而中医则可以从病人症群中的突出症状入手，施以对症治疗，且多有好效果。这是他之个见。

关于用药，我问他有何独到之处？他说，用药如用兵，难攻的大山头须用重兵，集中优势兵力拿下它。但其他小山头，也不能放弃，务必各个击破，以防互为策应联动、形成反扑之势。不过现在人工种植的药材，药力大打折扣，就像和平年代战斗力下降一样。所以用药时必须考虑增加份量，以求最佳“火力”。他的话形象幽默，实属独到之见。

我让他谈谈经手治愈的典型病例，他回答说：从医几十年，经治的病人、治好的病人太多了，哪还记得清啊！不过，有一例他至今记忆犹新。那天，一位中年男子挂了他的专家号，一大早就等在了诊室门口。开门坐下之后，病人就开始含泪倾诉，说他患的是肝硬化，西药中药吃了好几年，不但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花完了家里全部存款还借了债。中年男子说，听说中医科邹主任医术好，能治这病，所以昨天下午就来排队挂您的号。邹济平边听边让他躺下，一看，肚子肿得像个鼓，典型的“蜘蛛状”，说明肝硬化确已很严重。辩证思量之后，邹济平觉得肝病不能一味抑肝伐肝，也不可疏肝太过。《内经》云，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又有“五行”之中，肝为木、脾为土。只有先疏松土壤，树木才能滋荣茂盛。于是，邹济平按此思路开处方，服了五剂之后，病人的腹肿便明显的消减了。后来每次复脉，又在原处方基础上作适当调整。邹济平记得，这位病人接连吃了五十副中药后，腹肿全消了，精神也好了许多。为了巩固疗效，邹济平还多次骑着摩托车去回访病人，主动自费送药上门，直到他完全康复。病人及家属感动得热泪盈眶，说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为好。邹济平说不用感谢，这是他的职责，为病人解除病痛，是医生最大的幸福。你给我送幸福，我应该感谢你！听说，这位病人康复后又去了南方打工，家庭生活状况有了新的改观。

谈到“精诚”，邹济平的理解也非常到位。邹济平说精与诚相辅相成。光有好医术，没有好医德，往往不能好好地治病救人，相当于力有余而心不足；而光有好医德，没有好医术，往往又不能够把病人救治好，相当于心有余而力不足。医术不精可以修炼，而医德缺失就难以弥补了。所以，要想成为真正的大医，必须德艺双修、终生不辍！

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邹济平的许多修为与见解，让我深深感动并深受裨益。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八字之句，将良医与良相并论，足见其地位之高、作为之大！但要修成一位真正良医，又谈何容易呢！邹济平感慨尤深！

但邹济平的为医之道，称得上是良医修行之道。在道上，他走得很虔诚、也很辛苦。他案头翻得发毛的医学著作，以及摞得高高的笔记本和密集如麻的心得体会，便是他修行缩影的见证。我衷心地祝愿他，精诚所至开金石，最终修炼成德艺双馨、悬壶济世的一代良医！对此，我坚信不疑！（李向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