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派鼻祖应为李贽

   宗道倡建的“公安派”，揭开了我国文学史上的新篇章。关于此派的创始者、代表作家或诗人，人们向来只提袁氏三兄弟、丘坦之、黄辉、江盈科、钟君威等。我通过多年的研究，发现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全貌，活动于麻城的李贽，应是这个流派的鼻祖。
　　许多事实说明，李贽首先竖起“文贵独创”反古的大旗。他一生中，包括宦海沉浮的二十八年，皆以盖书院、教书、著述、讲学为生。焦弱侯说他写起书来，“关门闭户，笔不敢停挥”、“日月如是而已”；讲学论道，红安、麻城、武昌、南京、北京皆有讲坛，听者日众，一境如狂。袁宗道评价道：“大江南北，莫不以先生为宗盟”。可以说，李贽将其毕生精力献给了文学革新运动事业。
　　李贽因文章出众，在当时是世所公认的。袁宏道在《袁中郎全集》卷二十一里说：“幸床头有《焚书》一部，……甚得力”。他在卷二十三里对朋友说，“近日得禅僧（李贽）《豫约》诗书，读之痛快。”足见李贽的思想启迪影响到各个方面。于是，他的周围团结和形成了一个作家群，如袁氏三兄弟、汤显祖、冯梦龙、凌蒙初、梅国祯、丘长儒、梅之焕等，这些条件的出现，为“公安派”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雏形。
　　再说，袁氏三兄弟的文学成就就与李贽的栽培分不开。从诗文上看，他们自称是李氏的弟子，并常来麻城问学求教，盘桓几月有余。汤显祖在《怀卓吾》诗中一语道破：“都将舌上青莲子，摘与公安袁六休”。培育之情，跃然纸上。其实，有关“公安派”师承关系，古人在诗话、史集里早以阐明。如《列朝诗集小品》载：“伯修（袁宗道）……自别于时流也。……公安派，实自伯修发之。”《静室居诗集》也说：“嘉靖七子之派，徐长文欲以李长吉变之，不能也，……自袁伯修出，……导其源，中郎（袁宏道）、小修（袁中道）继之亦扬其波……”《明史·文苑传》补充道：“袁氏兄弟独心也，学者多从之，目为‘公安体’，由是公安派盛行。”这些文学仅从事实的表面说明袁宗道是“公安派”的创始者。到了清代，研究有了突破，学者钱谦益重申道：“万历中年，王、李之学盛行，…..中良（袁宏道‘公安派’主力军）以通明之资，学禅于李龙湖（李贽），其说倡于公安袁氏，而三袁皆李卓吾之徒，其指实自李卓吾发之。”李贽身为“公安派”鼻祖的地位，才模糊的凸现出来！
　　另外，袁宗道把李氏的的“童心说”收进自己《百苏斋类集》中，并在李氏学说基础上建立了“性灵说”，李贽的文学主张与“公安派”一脉相承，李贽奠定了这个流派的道统和文统。一系列事实证明，李贽为“公安派”鼻祖的历史地位，应尽早地得到恢复和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