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土情境上的文本——评缪益鹏的小小说

　　在小说艺术园地里,作家缪益鹏同时耕耘着短篇小说和小小说这两块园圃,并同时丰收着这两块园圃里的果实。但从目前的丰收情况来看,他采撷到的小小说的果实似乎要丰硕一些,更引人注目一些,也更能确立他在小说界的地位一些。
　　同中国大多数小说作家一样,在大别山中土生土长的缪益鹏也难以逃脱在故土情境上的个体经验的宿命,也从而无法摒弃一种深入骨髓的本土情结,这种情结几乎弥漫在他所有的小小说作品之中。这样,如果以地域界限为准则来解读其作品的话,他的小小说在题材的选取上是比较集中的,我们只能依循着他沉浸在故土情境的文本特定的人文环境中去品咂其作品的味道。这种可能是被他自觉强化的地域特色极浓的创作意识,基本上是借助一个小镇或一个小村(有时实指南泰镇、扁担坳、蚂蚁坳或派夫岭)这两类特定的意象群落来辅助完成的。所以在他的小小说中,总可以看到诸如“日落时分,流丹漫赤,映着坳口辉煌”(《鸡缘》)之类的美丽、祥和的田园风光。有了地理上的参照,缪益鹏就有了足够的从艺术审美高度来选择入文的各种具象的余地。即使是把握不同历史时期题材的作品中,这种强烈的地域文化意味也是可以明显地感觉出来的,如他获得全国“邯钢杯”小小说大奖赛征文一等奖的《闹羊花》,就是表现革命战争年代，他的故土上发生的一个将亲情与忠义、正义与良知、真善美与假丑恶等扭结在一起的悲壮的革命史曲,而像这样围绕和借助大别山那段光荣的革命历史,创作出的小小说《过山锣》、《老屋》等篇目,又不可避免地把作者故土上的民风民俗等人文特点融入其中。这种带有故土系列创作倾向的创作状况,从某种程度上缓解了作者对题材、语言和人物等方面把握的困惑,他的创作也就显得要更加从容和娴熟一些。
　　关注生活,关注现实,贴近时代,把握现实人文命题,是缪益鹏小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他的作品中,甚至总可以找到对现实生活的指称关系。这种精神深处的向真向实,正是现实主义文学所倡导和弘扬的精髓。如他的小小说《惑》,就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强烈的关照,作品以市场商品经济意识涌进小镇后,发生在一位中学教师身上的传统文化意识与新的思想观念的冲突,表现了中国农村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人们精神面貌发生的巨大变化。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显示出一种平稳、矜持的小小说创作态度,而这种创作态度又自然使他的小小说写得不够突兀,或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不够野”。在他的作品中,你可以找到荒诞,但绝对尝不出辛辣的味道;你可以找到幽默,但绝对寻不到犀利的影子……从这一点上说,他的创作在外在的技巧上并没有刻意的追求,始终流露出一种朴实无华的风格,这种语言操作习惯和艺术风格正好服从了农村题材的审美需求。当然,也正因为这种对外在形式上的藐视,导致缪益鹏的小小说在文体的自觉和有意识的创作上做得不够深入。就缪益鹏目前驾驭小小说文本的能力而言,他是应该自觉地担负起一点对文体探索的艺术责任的。不知缪益鹏是过于谦虚还是太谨小慎微,或是力求追求那种创作上的“没有技巧”的大技巧,总之,当我发现了他的这种创作态势的时候,还是不自觉地想起了一位艺术家说过的“勇气比才华要更重要”这句话。
　　含蓄而遒劲,巧妙而精彩,往往使阅读缪益鹏小小说的读者产生一种厚爱,有时是震撼人心的阅读体验。他往往能够在一、两千字的作品中将一种丰富的内涵张扬得淋漓尽致。在《杜娟》这篇千余字的作品中,刻划了一位面对悲惨的命运,勇敢地进行抗争的农村姑娘的形象,把那种惨烈现实对个体生活的重压,世间情理对亲情溃败的拷问,生命的本能对求生的强烈渴求等多重艺术维度浓缩在一个富于斗争精神的形象当中。作品的最后,“杜娟不见了,杜娟失踪了,杜娟哪里去了呢?”也许作者也在同我们一起追问这个问题,也许作者以一种深深的道德义愤留给了我们一个人道主义精神的忧思。
　　缪益鹏的小小说有的有较强的故事性和可读性,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有较强的深度,如他的系列小说《绝招》、《绝证》、《绝命》等,都闪烁着较为耀眼的哲理光芒。在这类作品中,他回避了那种浅薄的说教和直白的表露,让读者在吞下他那颗有血有肉的珍珠后,既受到了某种人生的启迪,又感受到了其独特的艺术韵味。
　　纵观中国当代文坛,小小说虽然越来越被更多的读者所喜爱和看重,但它仍远远比不上中长篇小说那样深入人心,那样容易引起轰动效应。缪益鹏自踏进文学艺术殿堂的那一天起,经过二十多年岁月的磨砺,他仍矢志不渝地在小小说这块被众多所谓“圈”内外人当作田边地角的园圃里辛勤地耕耘着，不能不像他的作品一样令人折服。我希望,他能继续坚守在小小说这个“小”天地里，创作出“大”的作品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