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的话语方式──评刘淑萍中篇小说《车到山前》

   在改革开放骀荡的春风吹拂下，神州大地上正在发生着种种深刻而又伟大的流变，这无疑为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作家提供了崭新的创作素材、灵感和全新的审美视角与思维路向。长期在一家国有中型企业工作的刘淑萍，面对她周边世界不断发生着的多极分化、重新组合和定位的生活、工作格局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新的可能性，她是如何作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审美审视的呢？中篇小说《车到山前》(载《麻城文学》1999年第1期)便是这位成熟的中年女性用她真实的目光、独特的感受与激昂的情感谱写的一曲时代与人生的交响曲。
   在这篇小说中，作者围绕国有企业M厂改革和李雯心灵、情感历程的双线条复调结构，展示了一幅国有企业改革的壮丽篇章，从而揭示了社会变革时期人们心态的种种复杂的嬗变。在这部洋洋四万言的作品中，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现代国有企业改革运行中逐渐暴露出来的多种十分具体的问题，如企业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及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起来后所面临的那种转轨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的各种磨擦和矛盾，如裁减冗员、企业长期低迷运行等问题，小说一开篇就开门见山地将这些问题陈设到了读者面前，随着情节的不断铺开，曙光开始不断照耀到这些千头万绪的矛盾上，各种矛盾才得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化解了，如M厂终于从省行搞了一笔低息贷款解救了燃眉之急，并实现了与省某集团公司合并，走上了大集团挂靠的改革之路，重新焕发出了生机，“ 就像一台生锈的机器上了油以后得以正常运转”，资金短缺问题也因此迎刃而解；而部分职工也平静地面对了下岗分流这一现实问题，半年以后，通过李雯的报告文学《柳暗花明》之笔，介绍了老沈夫妇、老顾、杨大姐等M厂1/4的下岗、退休职工走上了再就业之路。作者给小说定了一个别具匠心的标题《车到山前》，实际上正是给读者一种“车到山前必有路”的隐喻性指向暗示，告诉我们改革有(出)路，下岗工人有(出)路，人生总还是有(出)路的，人类永远不可能迷失向上向真向善向美的理想之光的烛照。
   进入九十年代后，特别是谈歌、关仁山、肖克凡、张宏森等作家的《大厂》、《车间主任》等一批深具影响的作品问世后，文艺理论界曾有人从具体的生活领域及题材类型出发将之称为“新工厂小说”。尽管我无意苟同于这种关注现时(当下)的审视，但从题材来看，《车到山前》无疑是一篇“新工厂小说”，它是作者从最凡俗、最庸常、最具象，甚至有些琐碎的现实生活中开掘出的一条艺术之河，是属于生活体验类型(相对于阅读体验)的现实主义作品。作为一部紧扣时代脉博，关注生活，关注现实的作品，《车到山前》除了其客观性(现实主义效应)外，还具有较强的深刻性，小说在描写李雯的爱情生活时，将其粘附着浓厚的社会因素，或者说被支配于强大的社会外在因素。青年时代的李雯与秦吉安两心相倾相爱，但在那个特殊时代潮流冲击下而不得不各奔东西，以至后来李雯只好与赵国光结合，这为最后的李雯家庭生活悲剧埋下了伏笔。小说中历史文本与现实文本的交替出现/行文，给人一种辐射性较强的多重阅读审美效应，从而使该文的艺术开掘显得更深刻一些，艺术震撼力也变得更强烈一些。
   小说强烈的批判意识，表现出了作者敢于直面现实、批判现实的勇气。文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小人物王明涛，这是一位能写会画，能歌善唱的企业文秘干事，由于职业病引起身体残疾，但他要强，一方面拖着病残之躯坚持上班，忍受着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与挑战，一方面又在残酷的现实和生存(人的第一需求)压力与危机面前感到强烈自卑和深深茫然，以至于屡次想要自杀，以至于迷恋于虚幻的气功，从而试图回避惨淡的现实，并最终为此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更可悲的是，他至死还不明白自己的生命是葬送在他所深深迷信的气功之中。据作者介绍，《车到山前》是她1997年初完成初稿的，之后数易其稿到1998年10月才最后定稿。最近重读这篇小说时，我想起了1999年7月份中央发出取缔“****功”的决定一事，在新华社播发的大量揭露李洪志及其“****大法”的反人类性、反社会性、反科学性、反政府性的文章中，列举的许多“****功”练习者即受害者的情形与王明涛是相似的，他们认为生病是消“孽(业)”，有病不治，结果轻则走火入魔疯疯癫癫，重则小命休矣万事皆空。由此可以看出作者超前的政治敏感性、坚定的唯物主义观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真诚的创作使命感。王明涛的死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人生是靠什么来支撑并超越的呢(王明涛一直试图完成自身生命的超越)？面对苦难，面对坎坷的人生经历，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迎接挑战？作者没有在文中阐述她的观点，但结尾处下岗职工自谋出路走上了再就业之路的事例难道不是最好的答案吗？那就是勇于正视现实，并通过自己的奋斗超越现实生活中的困难，“车到山前必有路”，总有一种适合于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路可走。再往深一层理解，是否可以把这当作一种昭示，一个象征，一种必然的结果(王明涛该死)？它标志着一种落后的生活形态和历史阶段的终结，而另一种新的生命力强的适应社会发展潮流时代发展趋势的新生力量的孕育和崛起。小说对秦吉安双重人格和厂党委朱书记自私自利的嘴脸也进行了揭露。秦吉安的主体人格是接近、游离于高尚的，他部队转业后任M厂厂长，在企业出现困难面临生存危机时千方百计为企业的生存、发展而奔波，他坚决主张卖掉三部小车、关心普通困难职工生活等，但此公却不能从与李雯的旧情中超脱出来，暴露出了其性格中懦弱、缠绵的部分，为了名正言顺地使李雯继续在岗，他不惜在党委会上说出一些带有明显引导倾向的话而顺利提拨李雯当选为党委班子成员；面对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面对企业运行过程中的内交外困，面对工业生活的诸多困难，他有时不得不采取一些不怎么光彩甚至违法乱纪的手段，或者拨高一点说就是使用一些政治手腕和圆滑的生存艺术来解决一些现实的问题，如为了贷款不惜到省城接鲍行长来厂并用高规格标准接待他等。这样刻画一个转型期的企业领导(我甚至想到了“无商不奸”四个字)，从一定程度上模糊了秦吉安个人的道德原则政治界限，但却使他更具有血肉感，形象也显得更丰满一些，更有现实感和人情味一些，可见作者试图从多角度、多侧面地反映我们生活的这个现实景观。
   小说中的李雯是结构文章的一个重要关联人物，始终是她将小说的两条线揉合在一起。小说由她给秦吉安写字条替王明涛说情开始不断引发出历史的、现实的各种问题及渊源。在小说的结尾处，作者又抖出了其实是意料之中的赵国光“红杏出墙”的丑恶一幕，这对李雯来说是一种人生的悲剧。面对生活突如其来的变故，李雯一下子变得淡泊了，她竟然主动要求下岗，她将何去何从？在考虑同赵国光离婚过程中，她愤怒、痛苦、感到蒙耻，但她想来想去却又想到了赵国光的前途上来。到这里，李雯的女性人格已经完全展现得淋漓尽致了，这就是女性宽广的胸怀，这就是中国女性超越自身爱与恨的忠贞不渝的大爱。也许她原谅了丈夫？不管结局就像作者没有告诉我们一样不得而知，此时她离婚与否都已经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她的整个形象已经完成了画龙点睛的最后升化了。所以我认为，李雯是这部小说中刻画得最成功的一个人物，也是最能代表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土壤的那种深刻的文化内涵，那种别的民族无法理解的独特文化基因。
   作为转型期整个社会变革的一个缩影，M厂在改革过程中，那些普通工人、企业干部身上闪耀出的可贵品质也是不容忽视的。在几个月没有得工资，自身生活也出现重重困难的情况下，工人们两天之内为老沈夫妇的儿子捐款近万元，这是很感人的。尽管作者在创作时没有使汹涌澎湃的感情过于张扬在字里行间，但这却恰恰烘托出了小说强烈的情绪氛围，使之具有更强的感染力、征服力。又如小说结尾工厂宣布一部分工人下岗时，这些普通职工流露出对工厂那种恋恋不舍的深情，一方面表现出了他们对改革的理解、支持，另一方面也是作者对中国普通劳动大众那种服从大局、维护集体利益的美德的褒扬。也许若干年后，当我们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小说创作现象进行考察的时候，是能够在典型人物画卷长廊中发现这样一批工人阶级的代表的。
   《车到山前》是我市近几年来创作的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力作，在对文章的解读过程中，我觉得作者好像有意淡化了国有企业改革运行中的诸多矛盾，将企业的改革过程简化为“要改革──想合资──终于实现大集团挂靠”这样一个简单的程序，或者作者本身只是将M厂改革运行过程作为这篇小说的时代背景？我想如果作者能够在小说中尖刀直入地将笔墨更多地泼洒于企业改革中的诸多困难、矛盾中，甚至将这些矛盾激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如果作者将M厂曾试图通过除了合资之外，如实行股份制改造、租赁经营、分块搞活、资本营运或者破产等其他途径实行改革解困，但又都无法取得突破，直至最后才“车到山前”，取得改革的成功；又如作者在企业分离办社会、安置下岗职工再就业等方面也作一些最简单的关照的话，这些无疑会使这篇描写现代国有企业改革的小说显得更充实一些，关照现实的强度和意义也许会更大、更深刻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