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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是一种运动。对于当代的文学评论家来说,似乎永远都无法享受到那种静止的悠游的快乐,他必须不断跟踪纷繁庞杂千差万别的当代文学,面对瞬息万变的文学现象,作出自己的判断与抉择、褒扬和取舍,他永远要以运动着的姿态去投入文学的浩浩长流。青年评论家王浩洪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以极大的热忱密切地关注着中国文坛,始终跟踪着各个历史阶段云起云落的文学现象,激浊扬清,扶正祛邪,发出自己的声音。多年来,他出版和发表了200多篇颇有份量的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的论文。
读王浩洪的这些评论,能够强烈地感受出文章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原则和鲜明的政治、道德立场,这一特点从他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强化文学的理想品格》、《文学:道德的迷惘与回归》、《当代文学的道德秩序》和《湖北日报》上的《文学:不能丧失道德教化的功能》等文中可见一斑。在这些文章中,王浩洪凭着一个评论家的思想、道德觉悟以及对历史和社会的责任感,高举社会主义严肃文艺创作的大旗,为了社会理想的失落倡导文学的理想品格,为了社会道德的偏离倡导文学的道德功能,对转型期的中国文坛人文精神失落、文学道德教化功能减退等不良倾向及其带来的恶果进行客观而又透彻的分析,旗帜鲜明地提出文学应该给人以社会理想和生活信念,文学应该承担起建设社会主义新道德的职责,指出了中国当代作家面临的光荣任务。
文学体裁、内涵、风格之迥异,文学流派、现象的千差万别,令每一个企图用单一的艺术标准来对任何一种文学现象进行艺术期待的评论家都束手无策。王浩洪似乎深知这一点,他是用怎样的眼光去打量文学的呢?这就是王浩洪评论的另一个特点,在他的评论中,你绝对找不到那种尖酸刻薄的嘲讽、轻蔑的攻讦、偏激的言辞、偏颇的观点,字里行间弥漫的是一种自由平等的理论氛围,正如王先霈先生所评:“他的见解比较通达,没有学院派的拘谨滞重,也不是外行人的肤浅感触。”当然,这种包容性是对文学各种主张、流派、式样、形式技巧的包容,绝不是对错误立场、对有害于社会的作品或文学现象、思潮的容忍。
作为一个文艺理论家,王浩洪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他笔下那些闪烁着哲学光芒的文字,几乎都是构筑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他坚持用唯物辩证法看待文学,指导理论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人云亦云地因袭前人,相反,他的研究和评论表现出强烈的独立品格和探索精神。探索性,始终是他的理论研究和文艺批评的一个突出特点。他从文学的形式入手,探讨文学叙述的内部结构和运动规律,写出了专著稿《文学叙述论》,从的《叙述情感与叙述客体的组合形式》、《叙述主体与创造主体的关系》、《论叙述转换与叙述复合》等文看,他试图建立自己独立的理论研究体系——文学叙述研究。这些文章对叙述主体与客体的几种关系、叙述情感与叙述客体几种组合方式进行了极具个性的分析和深入的研究,对叙述转换方式、的归纳、叙述复合的特点以及它与叙述转换区别的研究等都极具创新价值。
我一直在内心认为,一个评论家如果能同时从中国传统文学精髓和世界文学宝典中梳理出一些有生命的内核,结合起来充实自己的文论构架的话,其文艺理论境界无疑将会更趋成熟和完善。王浩洪正是这样做的。他的评论中杜绝了崇洋媚外的民族虚无主义和拘中泥古的国粹主义,立足本土,以“我”为主,又博采众长,自成一家。这也是王浩洪对于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作出的积极努力。
王浩洪已从事了20多年的业余文学评论工作,评论涉及面有小说、诗歌、散文、电视剧、报告文学等,但更多的是对文学现象、文学倾向、文字创作思想的思考,对文学形式和技巧本身也作了大量深入的研究。他的长篇论文《文艺生产关系调整与社会主义文艺生产》被收入论文集《文化转型与文艺》出版;他的文艺论文集《现象·规律·技巧》曾获首届东坡文艺创作奖;另一篇论文《超越:文化与哲理的意味》又荣获湖北省首届文艺论文奖。我衷心地希望,青年评论家王浩洪能永不中止这种对艺术的虔诚追求和探索,为促进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文学繁荣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