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为何成了禁书

《藏书》是李贽继《焚书》以后的又一部代表作，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秋在南京出版。它的出版，在思想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风行全国。然而，它的命运也同《焚书》一样，朝廷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列为禁书。那么，这部书到底说了些什么，竟遭如此厄运呢？

在《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中，李贽概述了自己的写作动机。他认为，对事物每个人各有不同的是非标准，“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然而，自汉唐宋至今千百年中，却没有了正确的是非标准，因为人们“咸以孔子是非为是非”。他进一步分析说，“夫是非之争，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他主张评价古今人物和历史的是非标准要尊重客观实际，要坚持“与时俱进”。基于此，他主张：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大胆宣称“谓予颠倒千万世之是非”。

李贽着意于“是非标准”的讨论，无疑抓住了封建社会的要害。他在确立自己的是非标准前提下，一反传统偏见，展开论证，得出了一系列颇有见地结论：他认为，隋朝杨坚父子在结束南北分立的“混一南北”中发挥了重大历史作用；称蒙古族建立的元朝为“华夷一统”；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农民领袖陈胜吴广领导的大起义，是“匹夫首倡”；说冯道是使百姓免遭锋镝之苦、爱民养民的明相；认为曹操胸怀博大，是难得的相才；称赞秦始皇为“千古一帝”，而将汉惠帝仅作附录，说他实在“无可纪”；历史学家班固攻击司马迁的《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李贽却说：“不是非谬于圣人，何足以为迁乎”；汉宣帝驳斥元帝“宜用儒生”的建议，断言“俗儒不达时宜”时，他赞为“千古不易之谈”。李贽所作的这些历史结论，前无古人，胆大如天！

李贽在《读书乐》中说：“夫读书论世，古多有之，或见皮面，或见体肤，或见血脉，或见筋骨，然到骨极矣。纵自谓能洞五脏，其实尚未刺骨也。此余之自谓得天幸者一也。天幸我大胆，凡昔人之所忻艳以为贤者，余多以为假，多以为迂腐不才而不切于用，其所鄙者、弃者、唾且骂者，余皆以为可托国托家而托身者也。其是非大戾昔人如此，非大胆而何？”说白了，李贽写史，不承前人路径，而要坚持自己的一套是非标准，不怕与封建主流意识抵触、挑战。

李贽将陈胜、项羽、公孙述、窦建德、李密等造反英雄均列入《世纪》。他在《大臣传·智谋名臣论》说：

“士之有智谋者，未必正直；正直者，未必有智谋。世之贵正直久矣，余谓惟智谋之士不用，而后正直之臣见，节义之行始显耳。节义者，败亡之征也，东汉之末事可见已。夫惟国家败亡，然后正直节义之士收其声名，以贵于后世，则何益矣！”这段话，强调才智的可贵，要求社会能够人尽其才，而不以道德教条扼杀人才，甚至否定所谓“正直节义”，都是大胆而深刻的认识。

封建道德观，从表面看，是把道德抽象化，要求人们舍弃利益的追求而完成道德的“善”，实际是为了维护既定的社会秩序，也就是既定的物质分配形式。李贽指出，追逐利益是人的本性。

《藏书》评价历史人物抛弃历朝沿用的伪善道德标准，确实有敢与“孔子是非标准”相对抗，要“颠倒千万世之是非”的意思。叛逆的是唐代宋代以来的主流意识，这岂能为封建卫道士们容忍！

李贽死后，明统治者见李贽《藏书》的影响日益扩大，十分害怕，便下令“尽收烧毁，不许存留”。好在李贽早预言《藏书》必遭厄运，采取了必要保护措施，使《藏书》流传至今。（刘宏）